“是的，我是后来才想到的。”
“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想要我。更像是一个错误。”
“你为什么这么想?”
“这是孩子们能感觉到的东西。但没人说什么。”
“你是在洛德鲁普的那所房子里长大的?”
“是也不是。”
“直到1942年11月，我们一年到头都住在那里。然后妈妈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搬到马尔默住了几年。”
“为什么?”
瓦兰德注意到她在回答之前稍稍犹豫了一下。
“我的父母闹翻了，但他们没有离婚。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林港的一套公寓里住了几年。然后，在1945年春天，我们搬回洛德鲁普。他们和解了。当她长大后，我试着问我的母亲为什么他们会闹翻，但她不想谈论这件事。我也问了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不认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婚姻突然就破裂了。我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出去了。但后来他们又成了朋友，一直在一起，直到她去世。我记得我的父母是互相喜欢的人。战争期间，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了模糊的记忆。一个不愉快的记忆。”
“那么在那些年里你父亲一直住在洛德鲁普的农场，是吗?”
“他有一些动物需要照料。我哥哥说他雇了两个雇工。其中一个来自丹麦，是难民。但没有人知道任何细节。我父亲不是很健谈。”
瓦兰德想了一会儿。
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要问。
“这么说他没有遇到过别的女人?”
“没有。”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就是知道。”
“你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
“如果我父亲有个情人，我母亲就不会搬回这所房子了。而且不可能保守秘密。”
“我的经验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可以拥有秘密。”
瓦兰德注意到琳达饶有兴趣地扬起了眉毛。
“当然可以。但不是从我母亲那里。她的直觉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从未见过的。”
“除了我，”
她的女儿莉娜说。
“这是正确的。这是你从祖母那里遗传来的。也没有人能向你隐瞒真相。”
克里斯蒂娜·弗雷德伯格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瓦兰德确信她并不是有意要隐瞒任何可能对警方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她真的能确定她父亲在战争期间独自住在农场的那三年里在做什么吗?
“那些农场工人，”他说。
“有一个是从丹麦来的，是吗?”
“他叫什么名字?”
“约尔。我记得。但是他已经死了。他得了某种病——我想是和他的肾有关。他死于五十年代。”
“但是还有第二个?”
“我哥哥恩斯特是这么坚持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也许还有照片?”
“或者工资支付记录?”
“我想我父亲是用现金付的。”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照片。”
瓦兰德又给自己倒了些咖啡。
“另一个雇工会不会是个女人?”
琳达突然问。
像往常一样，当瓦兰德觉得她侵犯了他的领地时，他很生气。
他欢迎她在场并学习一两件事，但她应该避免在没有事先咨询他的情况下采取任何主动。
“没有，”
克里斯蒂娜·弗雷德伯格说。
“那时候还没有女雇工。家庭主妇，也许，但不是农场工人。我绝对相信我父亲没有和其他女人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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